撒谎。

我摇摇头：“朝鲜人。修枪械迫击炮的。”

前半句并不算说谎，因为我的生母是朝鲜人。后来她被我父亲用竹席裹得结结实实，木棒一下下打在竹席上。

直到竹席上的血变成了黑色。

那天晚上一直在下雪，我隔着竹席问她：“阿绵，你死了吗？”

她是家仆，父亲不允许我叫她母亲。

她不回话，她已经被父亲打死了。

“朝鲜人。”这人念了一遍，点点头，看他表情好像是在同情我。我们抓当地的农民逼他们修建地道，地道一旦修好，他们的死期就到了。

他大概以为修枪械的朝鲜人也是一样，修好那一天就是死期。

“上战场吗？”他问。

我的脑海里出现自己端着机枪麻木地扫射的画面，我继续撒谎：“当然不。”

他不说话。我捡起来刚刚丢在地上的药膏，心慌口干地示意他。

白底儿绣着细碎兰花的被子被他推到一旁，他允许我过去。

他两只手被粗重的铁铐拴在一起，铁铐连着的链子钉在墙上，长度只够他下床，都不够碰到那张桌子。

我观察着他的身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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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小腿上缠着纱布，纱布被鲜红洇湿，血腥味由此而来。

我越来越好奇他为什么会在这里。

慰安所从未有过男人。无论是战俘还是当地百姓，再好看也不会被留下来。

那么到底是战俘还是百姓？

他的身体滚烫。他在发烧。

药膏里自带薄荷一类的成分，清清凉的。

他身上好多咬伤。若不是齿痕是整整齐齐的，我简直要以为之前在他身上发泄过的是狗，不是人。

他分开双腿，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伸手。

但我还是要伸手的。

我摸到了薄薄的血痂。在他两腿中间，滚烫的、软软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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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膏带着我的手指钻进去，我极小心，怕再次伤到他，可他的身体几乎要灼伤我的手指。

我侧过头看了一眼从墙壁垂下来的铁链，然后挤了些药膏，再次送进入。

恰巧军医也闯进屋子。

这种屋子是不许上锁的。军医大概是没想到屋里有人，而我的手指此时还插在人家的屁股里。

军医神色难堪，他说他要给这个人的腿换药。我叫他留下那个银色的托盘。

纱布一层一层剥开，剥到最后，血黏连了纱布和破损的皮肉，我停住手，均匀地洒上碘伏，等着黄色的药水彻底泡开纱布，才撕掉最后一层纱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