洋人虽然至今不能广州城，但传教士却早已广州，在城内修筑教堂、学校、福利院、医院等，引了上千名教民。

刘旻虎一脸兴奋，拍手叫好，说：“杨公说得好！若天下人都像公这般有见识，咱们汉人的江山必能恢复。公请放心，这笔买卖，我亲自帮你，一定包你满意。”

福济堂是座天主教堂，归法国人所有。此时，法国总统为路易.波拿，即拿破仑一世的侄。

王大彪本是十三行的仆役，十三行没落后，王大彪没了生计，改了教会。因他见多识广，胆大、心思细，逐渐了教民的首领。

明朝对西方传教士比较包容，允许他们自由传教。清初，顺治帝对西方传教士颇有好。顺治、康熙两朝都允许传教士来华传教。

“我既然要报仇，自然已经好了决定。从此之后，我再也不是什么忠良之后、什么官宦弟。我要正式加天地会，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！”

份尊贵，不比我们这些寻常莽夫。与其手刃仇人，何如钱买凶？”

杨田在一旁一直不上话，想报仇也无力。听过刘旻虎的话，这才反应过来，说：“刘大哥，等你查了教民匪首，让我来杀了他，好为老爷报仇。”

上次教民与民团械斗，王大彪使用了洋人接济来的火枪、火弹，死了几十个团勇。

康熙末期，罗教廷认为华夏教民祭祖祭孔，有违基督教义。康熙闻之大怒，开始在国内禁止西方传教士。

波拿得到天主教会的支持，当选总统后对教会投桃报李，大力支持教会的对华传教活动，甚至叫嚣“传教利益于商业利益”。

自此之后，西方传教士开始转地下，在教民掩护下秘密传教。

福济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教堂，其历史甚至可以追溯至明朝。

事情闹大后，王大彪躲了基督教福济堂。

杨田不知少爷什么时候起了造反的心思。可是，要想为老爷报仇，似乎也别无他法了。

第一次鸦片战争后，据中法《黄埔条约》，西方传教士可在五个通商岸内自由传教。实际上，传教士的活动早已不再局限在五个通商岸。

法国传教士为了引百姓教，无所不用其极，教民良莠不齐。王大彪劣迹昭彰，在法国人庇护下竟然成了教民首领，由此可见教民群的质量。

刘旻虎效率很快，第三天便查清楚了事情原委。

总督、巡抚、察使似乎并不关心杨烜的去向。

至于教民那边，刘旻虎那边也查了来。为首的教民名叫王大彪，平日嚣张跋扈，民愤极大。

嘉庆、光以来，国内民变四起，西方传教活动更加活跃，清廷对禁教更是有心无力。

四川会馆的官差果然是满城里的包衣才，天地会兄弟亲看见他们了满城。蹊跷的是，广州城内的督抚衙门正在忙着对付洋人，臬司衙门都在忙着追查天地会越狱的事。

雍正帝登基后，鉴于传教士曾参与皇位争夺，开始厉行禁教。

广州百姓对教民恨之骨，而福济堂正是教民的庇护所，也是法国天主教在华南开展传教活动的大本营。

乾隆年间，官府破获多起教案。传教士乔装打扮，甚至到山西内地，令乾隆帝震惊不已。

事情已经很明显了：广州八旗将军穆特恩一向歧视汉人，想在杨烜上文章，彻底打倒闽浙总督杨国桢，搞臭杨家名声。

甚至，满人可以借机打击以陶煜、向荣为首的杨氏属，而打击汉臣势力。

杨烜却苦笑：“教民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咱们势单力薄，只能杀一两个匪首以儆效尤。满清没得救了，天地会喊反清复明的号已经很久了，是时候付诸行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