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战是最耗费的，连民心也割开了。政权也不过是个名字罢了，也都是带着百姓过日子，谁当权不该向好处改革？这些事情只有权益，倒没有多少对错之分。如果矛盾起来，几年的建设又白费了。只要不再战，和和气气的言和，那不就是最好的了么。

新仇旧恨，若少了挑拨，大约只是更替几代领导人的功夫就能散了。只要是中国，哪里又不是待着呢。我南派的朋友就有不少在台湾，可我不想去，我没怎么去过，也没有特殊的感情，去了又恐想起什么来。

我在北京待了两年，去中原河南了。唐都在洛yAn，我以为首都在北京是为了方便船只来客，仅仅放个天津来防守，败落时的作用却是方便了别人来租地。洛yAn那样向内的地方，唐朝的外宾怎么不少呢，这是我没有亲眼见过盛唐，只有几本史书来读，从年少到年老，一直向往得不得了。

北京人有人认识我，他们b问我，拜访我，访问我，天津也一样。于是去了人生地不熟的河南，到那儿就没人知道我从前的事。我不愿陷在往事见不得光的痛苦中，不如假装自己是另一个人。

文革开始时候，我就从中原城镇到农村了。当时手里还有积蓄，我倒算是有意要跑走的，这不用掩饰。因为《罢官》的事——我早不唱戏了，那时候在一个工厂里做工人，但算不得工人，因为年纪大，只能是帮手——可听闻是这个原由，也很胆怯。

赵乡的母亲是厂里一个朋友的亲戚，他说我到XX乡很好，近，地方又不太小，事也不算太杂——那朋友和我关系很好，因为我对厂里的人什么也不说，正赶着饥荒几年，平时我愿意帮助他们，我又年长些，关系都不错。可没想过是他跟我客气，但我真的去了，我也是厚着脸皮去的，叫我人生地不熟的没有亲近人。

倒是不近，也不远，经一片大荒地就到了，来到村落的边境，有清淡而不讨嫌的粪和酒糟味道迎我，立刻淋一身风。赵乡家的人不相信我认识他们，而且越说越牵强，我想着不然回去，再另寻门路。他们的村长把我留下了，叫我去看个门，我就从大门看到了茅厕门。哪里有门看哪里，哪里缺人补哪里。到了丰收的时候，哪户口少，我去帮一帮，不用卖力，当做活动筋骨，人家也很感激，到近年节的时候，他们都乐意请我到自己家里吃饭。

临近庙会的时候，我坐在大门口打盹，睡到“弥留之际”，忽然见到一只J，雄赳赳气昂昂地扑闪翅膀，就要出村了。我追过去抓起来，J还在扑腾，险些叫它伤到，去问是哪家走地J。问了邻近几家，跟着数了几次，天太晚了，就提着回家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起来去看门，看到外面围了人，前头是g部，后头是几个带袖章的年轻邻居。我醒来一向早，没料到天还没亮就堵了人。我开了门，他们就进来了，将J带走了。两个人抓我的胳膊，拖我走了。

庙会的台子刚搭好，就近把我带上去了，因为那地方高，招眼围人多。上戏台莫名惊恐，仔细看了看，才发现原来是Za0F派的红卫兵。我低着头站在那里，等他们问话——不论说什么也不成，自然见过人家的样子。

“偷J了吗？”一个年轻nV人问，声音高得刺耳。我顿舒口气，道:“没偷。”年轻nV人说:“你！我看你是老人家，你就如实说，偷了么？”我很气直地说:“J是走地J，提回家要还回去的。没偷。”那nV人说:“那么别人偷了东西，都说要还回去，都不罚么？真不要脸。”